学历·能力·教育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学历造假问题闹得沸沸扬扬。其实学历造假是一个老问题，自古就有，中国有外国也有，只不过是于今更烈罢了。

　　就咱们中国而言，为了把我国的科技搞上去，在现有的比较好的基础上，还要在原始创新、关键创新、核心创新上有大的突破。把现在的基本上是贴牌大国变成响当当的创牌大国。关键的一条，是抓好教育，培养高顶尖人才。特别是要像钱学森同志临终前说的“学校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没有创造意识，老跟在别人后头亦步亦趋，是没有前途的。

　　要培养“高顶尖”人才，要培养“创造意识”，很自然学历、学位、职称就被提上议事日程。不少单位，主要是科学技术部门在招聘员工时，都把学历作为入门的重要条件之一，这是对的。没有高学历，一般地讲就没有相应的高技术（当然也有个别的高学历低能力的情况）。没有高技术，人不能出人头地，国在世界上难以立足。没有高技术不能实现高效率，创出高价值，改变不了千人劳动千辛万苦做成八亿件衬衣，才换人家一架“空客”，所以要重视学历。

　　当然，这里还要有个区分，要实事求是，根据工作需要。既要重视学历，也不要搞唯学历论。像过去搞的那种“唯成分论”似的。一些非技术部门如行政、后勤管理部门等不要跟风，不要对招聘人员提出非分的学历要求（如同现在有些单位不管需要不需要就对招聘人员提出英语要达到几级几级一样），否则大家一窝蜂凑热闹，会弄得一些人很紧张。已经在岗位上的人，尤其是负有一定责任的领导同志，为了保住位子，或者为了再升迁，或者为了面子好看，争着抢着弄学历弄职称。一些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同志更紧张，怕因此而找不到工作，怕竞争不过人家有学历的。有了学历有了职称就心里踏实，甚至洋洋得意。没有学历没有职称就灰心丧气，视自己低人一等。

　　为了弄个学历弄个职称，多数同志采取正确方法，走正经途径。在职进修或脱产进修，刻苦学习虚心求教，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最终“修成正果”获得学历和职称，并把所学知识理论联系实际用在工作上，以提高工作效率。没有工作的同志，有了学历，也能找到一个自己觉得理想的工作。

　　可也有少数同志不走正道走邪道，搞“宅急送”，玩钱的“把戏”，用钱买学历职称。现在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一些非物质的乌七八糟的东西也横流于市，黑市上有的是学历、职称、文凭、论文之类，只要有钱而且肯掏大价钱，即可应买尽买。有些已突破黑市进入“白”市，公开张贴广告招揽生意了。有个统计，2011年中国国内论文买卖的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五亿元。有了“高”水平的论文，学历、职称的到手就轻而易举了。一些有点权的领导干部弄学历、职称则玩的是权的“把戏”，搞权力交换、权力寻租，也能轻而易举遂其所愿。一些人包括一些名人，他们的所谓进修（有的人还专挑名牌大学上）实际上是子虚乌有，课堂上从未或很少能见人影，这从一个侧面也看出了我们的一些高校或研究机构的学风不端，道德滑坡。教书育人的高尚殿堂也散发出了铜臭味，实为悲哀！

　　可是这样通过不正当途径取得的学历文凭，自己担心也叫别人担心。一时间可以光鲜一下，可一旦被揭穿就没脸见人了，就会招来责骂。最近以来这类事也出现了不少，国内的有国外的也有。中国有句话叫“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原意是说某人干了一番大事业，很有成绩因而名声大震。可人无完人，人也是一分为二的，有成绩有成就也免不了有毛病、有缺点。所以有的人出于嫉妒或别的原因，鸡蛋里挑骨头，总想找人家一点毛病加以诽谤。可对于在学历、文凭上造假者来说，这句话中的“名”是虚“名”假“名”，应予以“谤”。这里的“谤”应该理解是批评和帮助。

　　前不久中央纪委查出，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许多领导是假文凭的拥有者。这真是有点离奇和荒诞。有人写文章说，市场经济叫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说谎。学历造假不就是说谎吗？这假文凭害自己上面已说过，假文凭也害别人呀，现在社会上流传着两句话叫“教授满街走，博士多如X”，这最后一个字难听，有人给它改成“教授满街走，博士胡同游”。这两句话的意思无非是说现在的教授、博士太多了。而这多就多在了那些拥有假文凭的人数上。真正有才干有能力的，实实在在作出贡献的教授们博士们（不管是我们自己培养的还是海归的）并不多，不但不多还很缺，还需要花大力气培养。人们诟病的是那些没有真才实学的只徒有虚名假名的假教授假博士（有的人还是有真才实学的，弄个假文凭只是为了面子好看而已），由于不明就里，不易分辨，也就一概而论地把真教授真博士也连累了坑害了，这就有点冤枉好人了。

　　其实学历造假、论文造假的事在国外也屡见不鲜，这几年尤为盛行，而且造假者不少都是政府高官。有的是总理，有的是国防部长，有的是议员，有人竟拿子女的学历充数。北美一个重量级国家，向来标榜他们重能力胜于重学历，然而也发现在那里有所谓“野鸡大学”和“文凭工厂”，而且“野鸡大学”的分支机构已伸向国外，伸向中国，在中国好几个大城市搞所谓“联合办学”，培养所谓的博士生硕士生。他们的“文凭工厂”的产品是公开的而且明码标价。他们的中央政府工作人员中竟有数以百计的人是这种假文凭的购买者、拥有者。

　　钱钟书先生早年写的小说《围城》里的主人公方鸿渐，在欧洲学习四年换了三所大学，最后买了个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这是小说，故事可能是虚构的，而且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可当今这些学术造假的事可是实实在在的事，而且形成产业、搞一条龙“服务”。不但能造假文凭，而且能造出整套的成绩单、推荐信等。基本上是你要什么，他能造什么，量身定做。你还别说，发达国家就是行。还有，在国外在欧洲和北美，现在“替考”的现象也很猖獗，而且竟敢公开登广告，替考的枪手都经过专业培训，久经考验。替考的成绩掌握适度，不高也不低，既可保证委托人顺利入学，又不会引起怀疑和被发现。令人汗颜的，据说一些替考者就是咱中国同胞。委托人也是咱中国同胞，是中国人为中国人替考。之所以能替考也是钻了外国考场监督不严的空子。唉，这么说，这种学历造假、文凭造假，既有进口的，洋为中用的；又有出口的，中为洋用的。

　　说实话，这些造假者，他们如果不去用钱买文凭或用权换文凭，要通过正规考试取得文凭，那恐怕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被淘汰出局而名落孙山的。考试可不是闹着玩的，当今考试的难度可不像上世纪40年代，陈云同志在新疆招考飞行员那样简单：一块怀表考听力，一副象棋考智力，一张报纸考文化。只要身体健康，智力正常能识几个字就行，就能考上。现在可不一样，现在是硬碰硬，没有牢固的文化基础知识，你连考场都不敢进。

　　上面说了，我们有不少真才实学、水平极高的教授、博士、研究人员。我们的两弹一星，航空、舰艇工业、民用工业、生物技术、医学领域都有一批很出色的科学技术专家。他们为国家的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国防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1999年表彰了23名两弹一星科学技术专家，之后几乎每年都有一批各个领域的专家得到表彰，今年的神舟上天及与天宫一号的对接，这是名符其实的高技术。而这个对接正是年轻一代科技专家的杰作。

　　讲学历、讲文凭，但不搞唯学历、唯文凭，重在看能力看贡献。没有学历或只有低学历，但刻苦努力自学成才最后成就了人生的，在历史上在现实中不是大有人在吗。华罗庚没有文凭，成了国际公认的大数学家；梁漱溟没有文凭，24岁就被蔡元培聘任在北京大学执教；张伯苓只上过北洋水师学堂，可学界谁都知道他是德高望重的南开大学校长；陈寅恪不是博士没有文凭，可他被梁启超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授，甚至是教授的教授，是旷世奇才；齐白石是木匠出身，可后来却成了闻名遐迩的一代国画大师。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有许多虽无高学历、无大学文凭的领导和职工，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也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有的还成了本行业的专家或技术骨干，有人还敢与洋专家叫板，与他们争论，甚至对洋设备开刀改进洋设备。中央电视台的“星光大道”栏目，许多人喜欢看，这个栏目里有些绝活，其中之一就是唱歌。有的人唱得还真好，有民歌有通俗有美声，这些唱歌的大部分都是草根出身，有做豆腐的，有开出租的，有个体商户的小老板，有仓库保管员，有的就是地道的农民。他们没有上过音乐学院，没有学历文凭，就凭自己的刻苦努力虚心求教，唱出了优美的歌声，音准、节奏、乐感的掌握都很在行，受到专家们的好评。他们从“星光大道”走出来，还会继续往前走，有的会走进专业歌手的行列，有的甚至会走进歌唱家的大道，最后成为有名的歌唱家。

　　钱学森同志要求学校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杨振宁先生要求中国人克服自己不如人的心理，两位先生的话，文字表述不一样，可意思是一样的。要克服自己不如人的自卑心理，就要苦思冥想，甚至异想天开。就要敢作敢为，甚至胆大“妄”为。在学习和研究中，既要尊重大师又不迷信大师。不把自己的所学所想紧紧地限制在大师划定的圈圈内，要敢于突破勇于发展。柏拉图是亚里斯多德的老师，但在哲学上出现分歧时，亚里士多德敢批评柏拉图，他的一句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上面提到的陈寅恪是被梁启超推荐到北京大学当教授的，但当他与梁在对陶渊明的归隐问题上发生分歧时，他敢去与梁争论甚至批评梁的观点。而他把这种批评恰恰说成是“对梁公最大的尊重”，并以此报答“他对我的赏识和抬举”。

　　可也有相反的例子，迷信大师惧怕大师。这样就会使你无所适从寸步难行。一次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来华讲课，课前他出了个算术题：2+2=？，这么个简单到连幼儿园的小孩都能回答上来的问题，竟把在场听课的大小知识分子给难住了，他们面面相觑个个语塞。他们不是不会答而是不敢答，用时下流行的医学语言说，是“心理障碍”，是对大师的“恐惧症”。心想这么大的哲学家能出这么个简单的算术题？能这么简单地相加吗？这里必有玄机。看着大家的疑惑的表情，大师不得不赶快亮了谜底：二加二不就等于四吗！这时台下的人才如释重负。如果说这道题是考考人们的胆量，那么前几年春节晚会上那道题，则是“逗你玩”呢。题目也是2+2，高秀敏问范伟：“2+2在什么情况下等于3？”这一问把范伟问懵了，他倒不是怕权威怕大师，这里没有权威没有大师，他疑惑：“这是个什么题目？”沉闷了片刻，高秀敏等不及了亮出了答案：“在算错的情况下嘛。”这一句话倒是启发了范伟，他立马碓了她一句：“算错的情况下还等于8呢！”严格地说这个题目没有答案，一定要说有，是“3”行是“8”也行，是任何一个数字都行，只要不是“4”。当然这是小品就是逗人发笑的，人们乐了笑了就达到目的了。这与科学技术扯不上边，与学历、能力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要真正培养人们的创造意识，摒弃不如人的自卑心理，就得在教育上下工夫，就得从孩子抓起。孩童时期思想最活跃，胆子最大敢想敢干。如果这时我们有个正确的教育理念和得当的方法，加以鼓励和引导，孩子的这种天性会得到很好的发挥，可是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顺当。

　　30多年前的1979年，中美两国各派一个教育考察团到对方访问，考察对方中学生状况。两个考察团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美国学生重音、体、美，轻数、理、化。中国学生正好相反，轻音、体、美，重数、理、化。学习态度是美国学生轻松自由甚至吊儿郎当。中国学生纪律严谨，努力刻苦，甚至加班加点。最后得出共同结论是：再过20年在人才培养上，中国会把美国远远地抛在后头。可令人诧异是，20年过去了，美国教育培养出56名诺贝尔奖获得者，200多位知识型亿万富翁。而中国没有一个获诺贝尔奖的，虽然有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130多位，身家超过5亿美元的二等富翁1000多名，但真正知识型的不多，多为草根型的，有的只有中、小学文化程度。应该承认，在这些人中，确实有一些人很聪明很有才智，加上艰苦的打拼精神和碰巧的机遇，最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创出一块自己的天地，成就了美好的人生。可也有些人既靠个人的聪明，也靠拉关系、找后台、搞官商勾结钱权交易，打擦边球、钻政策的空子等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达到发财致富的目的。这样的手段虽然来钱快可以一夜致富，但不安全，自己总是提心吊胆，一旦东窗事发，可就麻烦连连啊。这种事情还是不干为好，把聪明用在正地方。

　　为什么中美两国在人才培养上出现这么大的差别，问题出在教育上。美国的教育是开放式的是平等的，学生学习的自由度很大，学生的自信心、好奇心、创造意识强，潜能能充分发挥。随着学年的增加和学校的升级，学子们也就培养出了深邃的洞察力、科学的睿智。在这方面中国学生就差一些，中国孩子很聪明，有句古话叫“将相本无种，英雄出少年”，中国学生在世界各类大赛上，成绩优异有目共睹。在国外留学的中国学生，学习成绩也都名列前茅。然而由于长时期以来只重视应试教育，只重视书本知识，在应试的题目、书本知识的圈圈内滚爬摸打，不敢越雷池半步。孩子们创造意识和潜能受到很大抑制。高考状元算是很风光的，得了高考状元名噪一时，又是请客又是庆贺。请来一大堆亲戚朋友、学校领导、地方官员。可事情过后，风平浪静了，状元们业绩平平偃旗息鼓。据云南省教育厅负责同志调查，云南近十年来，高考状元在各自的事业上，几乎都没有大的建树。他还查阅了1977—2009年32年来全国的124名高考状元的工作情况，说他们一个都没有成为所从事职业领域的领军人物，排名第十位左右的学生，反而更容易成功。这个调查真实性如何？如果是真的，就多少有点讽刺意味了。说到底还是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要成就“三十功名”，就要走好“八千里路”。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把地球撬起来。”教育的责任就是要帮学生找出这个“支点”，找出一个正确的方法，这是解决实际问题，干好事业的钥匙。

　　由于还有些师道尊严的影响，师生地位的不平等，上课就是老师讲课，学生听课。学生没有机会甚至没有权利提问质疑。这样老师讲得好还好，讲得不好也难以改进。想学好的学生就得自己想办法从别的方面补救。学习差的学生上进心不强的学生就听其自然听天由命了。现在中国的孩子多为独生子女，在家靠父母，娇生惯养，缺乏自立精神。出门也得靠父母，前几年有一个秋季开学，5500名新生报到竟有2万多名家长陪送，为改变这一状况，今年一些学校规定新生报到不准父母跟着。一些学生经受不住挫折、变故的考验，动辄就要跳楼跳河，寻死觅活。

　　目前的物欲横流、急功近利也影响了教师的教学。一些人整天忙于搞咨询、当评委、在外兼职，或关起门来写书，把教书育人放在了次位，也影响了教学质量。学生尤其是大学毕业班的学生，旷课的现象严重。干什么去了？去咨询、去找关系、找单位，为毕业后能找到合适工作而忙碌。为了能找个好工作，他们放下学校的课不听，出去花钱听好找工作的热门课。当然客观地说，当下大学毕业生就业还真是个大问题，就业难，就一个理想的业更难。所以大学生们这么着急的跑工作，也在情理之中是情有可原的。

　　从报上看中国的教育尤其是中学的教育也在慢慢地改革。由于高考制度的改革还未见端倪，所以有的被称作大学生“加工厂”的名牌中学的改革还未见动静，可也有一些中学似乎在往前走，与国际接轨。他们在进行课程改革，在学生中推行民主化建设，试行“走班制”和考试个性化。对“填鸭式”的教学许多人提出异议，“散养式”的教学适不适合我国的国情和我国中学生的状况，也在试验，时间会做出定夺。关键还是如专家所说，要启动学生自己的发动机，让学生自己管理自行驱动。当然，学习别人的好东西也别把自己的好东西丢了，如学生的刻苦学习精神不能丢，做到相得益彰是最好的。

　　还有一点也值得重视，就是舆论宣传要给科技、教育留一方地块，我国现在算得上是一个科技、教育大国，可我们的科技、教育宣传，尤其在媒体上的宣传似乎不相称。现在电视上栏目很多眼花缭乱，可大部分是文艺方面的，在镜头前走动的多为文艺界人士。医学方面有一些，如“养生堂”。而科技、教育界的内容偏少甚至很少。科技、教育方面的专家学者及在这方面有突出贡献者上镜头的很少，有失偏颇。这与国外比尤其是与发达国家比差距很大。不久前有个统计：美国科技节目占总节目的20%，日本占15%，我国只占6%。在国外由于科技、教育得到广泛的宣传，所以一些名科学家人尽皆知，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科技大发展。德国的伦琴发现了X光后，照片立即登报，人们见面互相问候时先从伦琴的照片说起。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电灯的发明者爱迪生，大力学家牛顿等。他们的名字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英国一年轻物理学家二战应征入伍，牺牲在战场上，人们知道后，在敬佩他的勇敢精神的同时也感到惋惜。为此，英国政府作出决定：“不准征名科学家到第一线作战部队服务”，在我国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的一些科学家、技术专家的名字？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人品计算器”测出的那样的结果，文艺界人物得分最高，英雄模范人物得分最低，岳飞不如秦桧，孙悟空不如白骨精。

　　宣传科技界教育界名人和事迹，不是单纯为了这些人出名，而是由此造成崇尚科技、教育的氛围，推动科技教育发展。教育搞好了，真正的高学历、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出来了，人们的创造能力发挥出来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正确的决策能力提高了，那种被许多人诟病的所谓拍脑袋瓜上项目，拍胸脯作保证，拍大腿后悔，拍屁股走人的“四拍”干部就会大大减少，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就会大大降低。